夯實高質量發展的經濟基礎

日前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2019年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動高質量發展，扎實做好“六穩”工作，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三大攻堅戰取得關鍵進展，精準脫貧成效顯著，金融風險有效防控，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改革開放邁出重要步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繼續深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新的重大進展。圍繞當前我國經濟建設的經驗與成就，以及如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夯實經濟基礎等問題，記者邀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何德旭進行解讀。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看來，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何亮點？

　　何德旭：會議系統總結了2019年的經濟形勢和政策措施，并對2020年經濟工作進行了全面的部署。我認為此次會議至少有以下三大亮點。

　　一是對宏觀經濟調控和宏觀經濟政策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認識。比如，會議提出的“四個必須”：必須科學穩健把握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必須從系統論出發優化經濟治理方式、必須善于通過改革破除發展面臨的體制機制障礙、必須強化風險意識。

　　二是對未來經濟發展挑戰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會議強調“三期疊加”的影響繼續深化，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同時，世界經濟處于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大變局加速演變。這也就是說，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既面臨重大的內部挑戰，也面臨更加復雜的外部沖擊，亟待防控內外共振引發的重大風險。

　　三是更加注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會議全面部署了2020年的經濟工作重點，提出貫徹創新發展理念、堅決打好三大攻堅戰、確保民生、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以及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等六大任務。每項任務分成若干子任務，匹配針對性、精準化和專業化的政策措施，進一步提升了政策的前瞻性、針對性和有效性。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如何評價2019年我國經濟建設的經驗與成就？

　　何德旭：2019年我國較好地完成了各項經濟發展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我認為以下四個方面的成績較為顯著。

　　一是經濟繼續保持平穩發展態勢。雖然經濟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但中央綜合施策特別是運用逆周期管理政策工具，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等使得經濟平穩運行。

　　二是精準脫貧、金融風險防控以及生態環境治理取得關鍵進展。以金融風險為例，宏觀杠桿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體系流動性風險有所緩釋，影子銀行亂象得到針對性治理。金融市場整體平穩運行，服務實體經濟功能進一步強化。

　　三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積極進展。宏觀調控更為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加注重需求與供給匹配，尤其是在小微企業發展支持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舉措較多，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四是內外經濟互動的外部壓力有所緩解。中美貿易摩擦給我國的貿易和投資帶來了較大的不確定性，中央審時度勢、積極主動、理性應對，中美貿易談判取得階段性成果，為內外經濟互動提供了較為穩定的外部環境。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談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如何將會議上所確定的2020年重點工作落到實處？

　　何德旭：會議提出了2020年經濟工作的六大重點，進一步完善了“六穩”政策框架，著力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是完成“十三五”規劃主要指標的必要之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有力保障。六大重點是一個有機整體，同時每個任務也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全面統籌、精準施策。

　　比如，積極財政政策如何更加積極、更加有效、更可持續就是一個重大的任務，需要綜合考慮多方面的情況和問題。

　　首先是市場預期。中央和地方都出臺了諸多減稅降費政策，但是，微觀經濟主體的獲得感仍然相對較低，特別是民營部門的市場預期仍未實質性轉向積極樂觀，是否可以更多采用降稅率這種簡單透明的方式來強化微觀主體的獲得感和積極性？微觀主體的信心對于經濟平穩發展是極其重要的基礎。

　　其次是效率。中央和地方積極財政政策舉措非常多，但是效率和效果如何則需要進行全面評估、系統總結并進行調整。低效的財政擴張將會引致顯著的財政風險，未來積極財政政策要更加注重提質增效，更加注重可持續，更加注重貫徹市場化原則。

　　再次是消極影響。中央和地方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是正確的，2020年及未來一段時間進一步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也是必要的，但是需要考慮積極財政政策對其他政策或主體的擠出效應。積極財政政策應該更加注重守底線、補短板、強弱項、重軟件，更加注重保工資、保運轉、?；久裆?，而將基礎設施、工程項目、產業發展等交由私人部門來主導，否則低效的政策性或政府性資產過度膨脹將會弱化積極財政政策的功能。

　　最后是紀律。積極財政政策不是沒有成本的政策，比如，地方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可能需要更多通過發行地方債或專項債來進行，甚至有的地方還會通過平臺公司等迂回融資來穩增長。前者是通過市場化進行，具有市場紀律的約束，后者可能導致隱性債務的膨脹。如何進一步強化對地方政府債務，特別是隱性債務的紀律約束，也是需要解決的問題。